东部作家 | 沈乔生:我为什么要重返文学

我忽然有了重返文学的念头。

说重返，倒不是说我脱离了有多久。事实上，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写文章，没有停止过。然而，主要的精力，主要的心思，是不是还花在文学上呢？倒还真不是了。说句实话，早已三心二意了。

在年过花甲之后，我做了几件重要的、以我的年龄似乎不该重负的事。简单地讲，首先，替儿子办了婚礼。在中国，结婚是儿子的事，更像是父母的事。第二件事就是，卖房，买房，装修，搬家。从闹市区搬到了一个桃花源似的地方。这是个重体力活，几乎让我和妻子的老骨头散架。

第三件事是炒股票。我炒股很长时间了，身旁一些人信任我，把他们的账号交给我，让我代他们炒。哪想到遇上了绵绵的熊市，他们的账户都出现了亏损。我深思之后，壮士断腕，不再替人炒了，把他们账户上的亏损尽数赔还，赔了40万。此时刚好是2014年年底，我毅然决然，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股市，激战半年，当股市跃上5000点之后，悉数抛空，大赚三倍之上，彻底翻了身。从此离开。

第四件事，我在62岁时，不仅取得了中国的汽车驾照，还取得了美国驾照。一个老爷子能玩成这样，也不是简单的事。

第五件事要多讲两句。我自幼就爱书法，8岁时，在母亲的引诱和逼迫下，写起毛笔字，学的是颜字，以大字为主。，我这一特长得到发挥。。

以后，我下乡到黑龙江农场，为了对付漫漫的冬季长夜，我就写毛笔字。别人抽烟喝酒，打牌，下军棋，我也玩，但适可而止，不沉溺。沉溺的是写小说，写毛笔。那时没有宣纸，连白纸都找不到，我就溜到大队部去，不干别的，专门搜罗报纸，如果搜到一堆，就欢天喜地卷起来，捧着跑回宿舍。

大概在十多年前，我开始一心扑在书法上。那段时间，早晨6点我一定会醒来，虽然还想再睡，可总要去拿毛笔，总要读帖，很快睡意就消失了。这样忙忙弄弄，不知不觉就到8点了。几乎天天如此。不光早晨写，一天中的其他时间还想写，吃完早饭又过来写两张。烧了开水冲了茶，又走来写一会。打开计算机码不了多少字，又蹙过来涂鸦一张。已经到了无法不写的地步了。我告诉自己，这样不行，该写点文章了，可总是控制不住。稍一得闲，就身不由己，腿不由己，往放有文房四宝的房间里走。我曾经写过一部中篇小说《书痴》，写的是一个叫谭一池的人，他以生命来滋养书法。现在我自己也有点谭一池的影子了。为了不要痴过头，我必须逼着自己不写，不想书法。

有时一人在家，到夜里要上大门的保险扣了，看了发笑，一整天还没有打开过呢。

我想办一个书法展。我知道会有许多困难在前边等着我。然而，我这人总是要和自己过不去。于是，我已经不甚灵活的身体像陀螺一样转起来，那些天，我白天黑夜连轴转，在床上躺几个小时，想起什么，又跳了起来。我信心十足，既然开始了，就不要停下来。到上海办展，我和工人一起搬又大又沉的木镜框，我的手臂受了伤，现在还作疼。

终于，我的书法展在南京、上海两地成功举办，两地的开幕式都是在剧场里举行的，在南京时有将近三百人参加开幕式，在上海更是达到四百多人。一些著名的作家和书法家出席了开幕式。我实践了以毛笔抄写新诗的主张，取得了应有的效果。

在可能实现由作家向书法家转型时，我停住了脚步。

我知道自己是个不安分的人，在一条路上走久了，会对自己来一次逆袭。同时，我又是一个十分恋旧的人。

于是，一个急迫的、近似于庄重的声音在我心底多次响起来。

重返文学。

我起先不敢相信，周遭的世界不是早就不把文学当回事了？

我再次细听，没有错。

重返文学。

这是第六件事吗？前面五件事加起来，意义也没有它大。　　

不由回想起我的文学之路。

我的写作起步比较早。在黑龙江农场，在广袤的凛冽的雪原上就开始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毛头小伙子。知青睡的是南北大炕，我睡在尽里头，在炕上放一个箱子，就是我的书桌。我趴伏在上面，就着昏暗的灯光，用钢笔写下了《开渠新歌》、《雪原扬鞭》等，以手稿的形式在知青中间流传。很多人都知道，十一分场有个写小说的上海人。

说不清写作动力来自哪里呢？当时都无处发表。就是后来发表了，，也没有一分钱稿费。再说，前头哪么多舞文弄墨者都被打倒了，，一次次运动都是整他们的。有人上吊，有人投湖，我不是没有看见，怎么还会如痴如醉地、要死要活地想走这条路呢？　

给出答案并不难，在于文学的谜一样的、欲死欲活的魅力。我年轻时候、内心是十分执拗、狂热的。今天，我只是追溯自己的写作过程。

1981年，大学三年级时，我在《小说界》1981年第二期，发表了中篇小说《月亮圆了》。这篇小说充满了浪漫的情绪，虽然和当时的伤痕文学的主题契合，但在艺术表现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小说发表后，在青年学生中，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有批评家说，这是新文学时期描写人性的发韧之作。

大学毕业后，我发表了第二部中篇小说《苦涩的收获》。次年获得《小说界》首届优秀作品奖，那届中篇小说奖就设两个，由日后写出《白鹿原》的陈忠实和我获得。陈公大我十岁，领奖期间，两人共游黄浦江，交流心得，由此成了朋友，后来还互赠书法作品。

后来，在我成了专业作家，写了很多自己较为满意和不甚满意的作品之后，在经济大潮洗冲我们的社会时，我听说了一件轶事。有人问一个小说家，你最近在忙什么？小说家低声地回答，写小说。那人惊讶地叫起来，什么年代了，你还在写小说？！

不能不承认，这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就那些年，我忽然中了邪，觉得写作无用，对周遭对人生不起什么作用，所以对自己放任……

物转星移，大概就在前两年，又转过来了。我发现，任何其他方面的事情，都无法取代文学创作带来的乐趣和快感，即使是我酷爱的书法，也和文学不一样。书法的世界相对固定、有限，而文学的时空和地球一样大，没有东西能和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相比。更不用说其他的了，哪怕股市你赚了钱，你买到了涨价之前的房子，都和文学的感觉不一样。

看起来，世界上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但实际上又非常少。

在我看来，写作是灵魂的独白，是精神的自由飞翔。因为你可以把人类的内心如此细腻、透彻而深刻地展现出来，不管是真还是假，是美还是丑，是恶还是善，都可以展示到令人惊悚的地步。你是你的精神王国的主宰。其他行业都不可能。

这是你生命的需要。

我发现我还有许多题材可以写，也就是说，我没有完成任务。，虽然写过长篇小说《狗在1966年咬谁》。但还很不够。我的家庭有很多特殊性，都是原生态的，待我去开掘。我一生经历过很多事情，有很多难以磨灭的个人印象，都没有好好描写。我的兄弟姐妹们在中国就有许多承载，后来来了美国，他们的下一代在另一片土地上长大、生活，展现出无比的丰富性。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有着曲折、丰富、深邃的内心，刻划出我一个人，就是展现了一代知识人的灵魂。

啊啊，青春热血，眩晕。尤如重新回到了北大荒，我又是那个毛头小伙子了。我还惊喜地发现，除了体力下降之外，我的创作力并没有下降，甚至比以前还强，因为思想上成熟了。　　

重返文学。

这个念头啮咬我的心灵，像三月的春蚕，疯狂的春蚕，啮咬嫩绿的桑叶。

在此抄录我1993年的小说《小月迢迢》中的句子：

　　“桦树林里惨白得惊人，鹿举着步子在林子里走。月亮在树梢头歇一歇，然后一跃身，起步了。它宁静地向中天游去，漂洗过的血随它同行。他的头顶上，从地平线的这一头到那一头，是一个无限广阔的湛蓝的空间。月亮是一个灵魂，任它自由翱翔。

　　人的权利是精神活动。”

夜深人静时，那个声音又来叩问，现在的媒体、娱乐有多发达，年轻人的趣味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你能赶上吗？

我说，我相信文学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不过，我喜欢新形式，试试看。

我听到钟的滴答声响，听到夜色中传来大鸟的惊叫。

那个声音说，你认为你将写的作品有什么艺术特点？

我说，内心。复杂、深刻、丰富、高贵的内心。是稚嫩、敏感的内心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一个缺点是，重视所谓史诗，忽视内心。

2016年，我在五个月时间内，写出七部中短篇小说。这在我年轻时也很难做到。其中三部在纽约的中文报纸发表了。这次给《太湖》杂志的《上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小说，包括《上大学》，和我个人经历有很密的关系。当我在电脑前坐下来，那种对北大荒的特殊感觉，那种特定时期的特殊氛围，如烟雾一样向我飘过来，又如同水泥一般渗透了我的骨髓。我犹如回到了当年，重新当歌，当喜，当泣。所以，我的笔墨比较写实，一些现代派的手法用得相对少些，似乎是怕把固有的气氛破坏掉。当然，这远不是我的生活的如实描写，不是报告文学，是虚构，是再创造。我以为，如果过于拘泥于自己的真实生活，往往放不开思路，洒不开笔墨，文章的格局也会变小。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最后，提到我发表在《上海文学》2013年第七期上的散文，《台北寻故》。

在遥远的1950年，，当时大陆上的很多有钱人，都随之逃往台湾，逃往海外。而我的父亲却逆袭这股人流，携一家老小，离开台湾，，返回祖国大陆。以后却有了难以想象的遭遇。，母亲的一只眼睛被打瞎。　　

当我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在父母亲曾经居住的台北市西门汀的故居前，突然泪如泉涌。

我重返台湾，和重返文学是不是有某种契合呢？

我感觉到无以名状的痛苦和激动，仿佛听到冥冥之中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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