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近年成交的青铜器

1854 商代 青铜饕餮纹方彝

成交价

RMB 　11,865,600

 HKD 　14,860,800USD 　1,958,784EUR 　1,152,000青铜方彝是古代祭祀神灵和祖先的重要礼器，它的用途一般认为是盛酒器。彝，青铜礼器的通称。在古籍中未见以方彝为礼器的名称，宋人以这类器型作方形而名之。郭璞注：“皆盛酒尊，彝其总名”。青铜方形彝与青铜方形尊虽有相似，不同的是尊敞口，方彝为直口，而且有盖，形体略呈长方形。两类相同之处表明器物曾在某时期有着相互的影响关系。方彝的特点在于它像一座造型精美的小房子，四个壁面比较直，下有圈足。

此彝为标准的长方形；盖做四坡流水的屋顶形，通体四壁中部及四角铸有扉棱，也叫出脊。彝盖四坡装饰倒置的兽面纹，也就是通常说的饕餮纹；彝的四壁亦饰兽面纹，但上下配饰形象不同的夔龙纹均以纤细的云雷纹衬底，层次分明，形象庄严，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青铜艺术的高超技艺。

方彝从出现以后，存在的时间很短。方彝最早发现为商代早期的陶制品。青铜方彝出现于商代晚期，后来便逐渐减少，它与觚、爵之类的器物意义基本相同，西周中期以后便消失了。它出现的总量比起觚、爵之类的器物要少得多。这件商代晚期的兽面纹方彝造型端庄，装饰瑰丽，保存完好，品相极佳，具有高超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堪称古代青铜器中的瑰宝。

考证资料：

1、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

商 商王武丁时期

1976 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通高26 厘米 器高17.1 厘米 口长15 厘米 宽12.2 厘米

2、“妇好”青铜偶方彝

商 商后期 约公元前14 ～前11 世纪盛酒器

1976 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通高60 厘米、口长88.2 厘米、口宽17.5 厘米、重71 千克

3、故宫藏：王生女方彝，通高29.5cm，宽18.6cm，重4.65kg。

彝方体，平底，长方形圈足，足上有四豁口，屋顶形盖，盖上有一屋顶形钮。盖、腹、足上出八条棱脊，饰兽面纹和夔纹。

4、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西周早期，盛酒器，传1929 年河南洛阳马坡出土，通高34.1 厘米，口长19.3 厘米。四阿式盖和盖钮，侈口束颈腹微鼓，盖和腹部饰大兽面，颈饰双体龙纹，圈足饰凤鸟。来源：日本东京大有堂旧藏

0088 西周早期 兽面夔龙纹方尊 

成交价

RMB 　35,222,200

 HKD 　43,700,000

USD 　5,593,600

EUR 　4,370,000

方体，大侈口，方唇，圈足，通体四隅均有凸出扉棱，颈部扉棱上端更是伸出于沿外。颈、腹和圈足之间以素面宽带相隔。在颈、腹和圈足诸部位均有细密的云雷纹衬地，再在地纹之上分别饰有不同的浅浮雕纹饰，表现出较强的立体效果：颈部四面各饰一对头朝下巨口张开的变体夔龙纹，下横饰一对蟠夔纹；腹部四面则各饰一大内卷角变体兽面纹；圈足四面也横饰一对蟠夔纹。器内底铸有四行27字铭文：“作厥穆穆文祖考宝彝。其用扬□于厥大宗。其用永福万年子子孙孙。”该器造型浑厚凝重，古朴典雅，纹饰精细，皮色青绿，是西周早期青铜铸品中难得的精品。其基本

2172 商晚期 青铜兽面纹「耳丁」卣 

成交价

RMB 　30,056,400 

HKD 　37,950,000

USD 　4,857,600

EUR 　3,795,000

卣呈椭圆体，有盖。直口，鼓腹，高圈足。通体雷纹锦地纹饰，由盖至圈足置四条棱戢。盖高领，与器身以子母口扣合，顶饰蘑菇钮，面饰兽面纹，盖壁饰夔龙纹。器颈饰夔龙以兽首相间，两侧置牛首提梁，梁鋬饰龙纹。腹部饰巨目兽面纹，足墙饰夔龙纹。盖里及器内底均铸铭文。

古文献和青铜器铭文常有「秬鬯一卣」之说，秬鬯是以香草与黑黍酿制而成的酒，色黄而芳香，是皇家贵族赏赐有功的诸侯和祭祀神灵时用。而卣便是盛放秬鬯的酒器，为古盛酒器中最重要的一类。此器造型厚重稳健，铸造精细庄严，纹饰饱满，层次分明，是商代晚期青铜器典型的装饰纹样，甚为难得。

此卣原为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1989年前馆藏，并着录于1981年出版《开馆十五周年记念展图录》，241页，图版1053号；1989年东京出版《中国の工芸：出光美术馆藏品図录》，图版65号。

本拍品附有科学检测报告及X 光片，请向部门索取。

0523 商晚期 安阳 青铜饕餮纹方尊

成交价

RMB 　257,438,693 

HKD 　288,432,540

USD 　37,207,500

EUR 　29,393,925

来源

大阪藤田美术馆珍藏，入藏于1940年前。

展览

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中国殷周铜器展》，1958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

大阪，日本经济新闻社，《古代中国青铜器名品展》，1960年8月30日至9月11日。

文献

《藤田美术馆所藏品图录》，卷一，藤田美术馆，大阪，1954年，编号77。

《中国殷周铜器展》，日本经济新闻社，东京，1958年，编号54。

水野清一，《殷周青铜器与玉》，东京，1959年，85页。

《古代中国青铜器名品展》，日本经济新闻社，大阪，1960年，编号41。

梅原末治，，卷二，大阪，1960年，编号132。

贝冢茂树编，《世界美术全集：中国1，殷、周、战国》，卷12，东京，1962年，编号35。

《藤田美术馆名品图录》，藤田美术馆，东京，1972年，编号92。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的研究》，卷一（图版），东京，1984年，219页，有肩尊46。

樋口隆康， 圆城寺次郎编，《中国青铜器百选》，东京，1984年，编号31。

盛酒器。截面呈长方形，敞口、束颈、斜肩、短腹、高圈足。四角和四面中间置八道长条形扉棱，从圈足至口沿并出檐，颈部以扉棱为对称设饕餮蕉叶纹，颈根置相对的夔凤纹；肩部在相对的夔纹中间铸有圆雕牺首、在四角铸圆雕龙首形鸟；腹部主体饰龙角饕餮纹，两侧填夔纹，饕餮纹上有四小象鼻夔纹组成的窄纹带；圈足顶每侧中间有一小透孔，主体亦饰龙角饕餮纹，其上的纹带由相对的夔凤组成。这些纹饰均为高浮雕，上饰阴线，下以云雷纹衬地。附一铜制内衬，署「癸亥春」（1923年）纪年。

方器在中国青铜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数量远较同类圆器稀少。最早的方形礼器为商早期的大方鼎，如河南郑州杜岭所出的青铜方鼎（高100公分），见2013年合肥出版《商邑翼翼四方之极》，61页。有学者指出，「方鼎的铸作难度比圆鼎更大，它所代表的社会等级也更高。尤其是体量较大的方鼎，几乎成为王权的象征」，见前揭书60页。至晚商时期，高级贵族对方器愈发推崇，出现了包括方尊、方罍在内的一系列方器，作为其有别于一般贵族的权利和身份标志。

本件方尊铸造精湛，线条劲挺，极具张力，充分体现了商晚期青铜铸造高超的艺术语言和技术水准。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和湖南省博物馆分别藏有一件和本器器形相近的商代方尊，惟纹饰有异，泉屋和湖南方尊器身和圈足上的主纹为分解式饕餮纹，见2002年京都出版《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60页及2015年上海出版《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图录编号7。安阳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有一对尺寸较小的方尊，带有亚址族徽，现藏于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见2008年昆明出版《殷墟新出土青铜器》，图录编号125，126（高43.9公分）及编号127（高44.3公分）。值得注意的是，两件亚址方尊上的圆雕附饰为单独铸造套装在肩部的八个圆钉头上的，而藤田美术馆藏方尊的圆雕附饰是通过铸接固定在器肩部的，工艺有所区别。清宫旧藏有一对亚丑诸姒方尊，器形、装饰与亚址方尊十分相似，其中一件现藏故宫博物院，载于2012年北京出版《故宫青铜馆》，图录编号11，另一件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载于1998年台北出版《故宫商代礼器图录》，编号88。亚丑为商晚期活跃于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氏族。1965至1966年间，考古学家发掘了位于山东青州苏阜屯的亚丑家族墓地，其中一号墓为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与商王墓规格无异。国立故宫博物院另藏有两件亚丑方尊，其中一件稍显瘦长，另一件则与亚丑诸姒方尊大同小异，分别见前揭书图录编号89及90。《故宫商代礼器图录》将其院藏三件亚丑方尊定为殷墟晚期，十分精当。按亚丑方尊的钩状扉棱及圈足不带透孔的做法皆指示比本件藤田方尊更晚的年代，其同亚址方尊皆为殷墟中晚期具有代表性的方尊器形，而藤田、泉屋及湖南三件方尊的年代较早。本件方尊上最引人瞩目的装饰莫过于肩部四角的圆雕龙首形鸟。该异鸟长尾大喙，鸟头上再置一圆柱角的龙头，犹如戴冠。这种龙鸟结合的图像在商代铜器上间有所现，前述泉屋博古馆方尊肩部四角即饰有相似的异鸟，其龙鸟结合更甚，几乎为龙头鸟身。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藏有一件商代青铜鸟尊，亦作此类异鸟之形（图一）。这种将几种动物相结合的手法是商晚期青铜纹样创作的惯用手法，其背后是否有神话或者宗教的意义已不可知。商人对神/兽和写实动物纹样结合的热衷亦可见本件方尊器身上部的象鼻夔龙纹，以及器身和圈足的饕餮纹。这些饕餮纹的角皆由龙纹构成，器身部分作卷尾状，圈足上作展尾状。这种以龙纹作角的饕餮纹亦见于其它几件殷墟早期器，如纽约佳士得2010年9月16日拍卖的一件青铜饕餮纹壶，拍品831号以及根津美术馆藏的亚矣瓿，见2009年东京出版《馆藏殷周の青铜器》，25页，编号5。

0524 商晚期 安阳 青铜饕餮纹方罍

成交价

RMB 　234,190,853 

HKD 　262,385,820

USD 　33,847,500

EUR 　26,739,525

来源

大阪藤田美术馆珍藏，入藏于1940年前。

展览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美术展：东洋馆开馆纪念》，1968年10月12日至12月1日。

大阪，藤田美术馆，《中国古美术展》，1978年春。

文献

《藤田美术馆所藏品图录》，卷一，藤田美术馆，大阪，1954年，编号78。

水野清一，《殷周青铜器与玉》，东京，1959年，80页。

梅原末治，，卷一，大阪，1959年，编号18。

贝冢茂树编，《世界美术全集：中国1，殷、周、战国》，卷12，东京，1962年，编号36。

《东洋美术：东洋馆开馆纪念》，东京国立博物馆，1968，67页，编号275。

水野清一，《东洋美术：铜器》，卷五，东京，1968年，图37。

《藤田美术馆名品图录》，藤田美术馆，东京，1972年，编号435。

《中国古美术展》，藤田美术馆，大阪，1978年，3页，编号1。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的研究》，卷一（图版），东京，1984年，291页，罍23。

樋口隆康， 圆城寺次郎编，《中国青铜器百选》，东京，1984年，编号53。盛酒器。盖作四阿式，盖顶为四阿式钮。直颈、大弧肩、收腹、矮圈足，八道长条式扉棱置于四角和四面中间，自圈足至盖，各段不相连，盖面扉棱出檐。盖四面均饰倒置的饕餮纹。器直口外壁饰相对的夔凤纹，弧肩面内侧饰凸弦纹，肩面纹带由相对的大角夔纹组成，前后面中间置圆雕牺首，两侧置C形兽首耳，衔环。腹部满纹饰，分三段，上为相对的两夔凤纹，中为回勾角饕餮纹，下为下勾角饕餮纹，一面的下腹中间置C形兽首耳。圈足纹带为相对的两龙纹。这些纹饰为浮雕型，上加饰以阴线，下以细密云雷纹衬地。

《诗经》，《周南•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可知罍为盛酒器。罍器形可分为圆、方两大类，其中如藤田方罍这样满工饰大兽面纹的方罍洵为商周青铜礼器中数量最稀少，气势最宏大，风格最华丽者。目前所知方罍中最大的一件为皿方罍（高88公分），由纽约佳士得于2014年3月私洽出售，目前器、盖合璧，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见2015年上海出版《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图录编号1。根据向桃初和吴小燕的统计，已知存世的商周方罍仅有四十五件，且绝大多数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见《文物》2016年第2期，58页及附表一。

商周时期的方罍根据纹饰布局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在肩部饰有高凸的圆涡纹，两个涡纹之间间以浮雕牺首或兽首衔环耳，器身其余部分多光素无纹，例见安阳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的一件殷墟早期方罍，载于2008年昆明出版《殷墟新出土青铜器》，165页，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西周早期方罍，见上引向桃初、吴小燕文，59页，图6。第二类方罍肩部及器身上部饰两至三层窄纹饰带，再用填有饕餮纹的大蕉叶纹填充器身中下部，例如思源堂旧藏之方罍，于2010年9月16日在纽约佳士得上拍，拍品838号；箱根冈田美术馆藏之亚矣方罍，传出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大墓，，卷一，编号6；以及根津美术馆藏一件方罍，载于前揭书，编号13。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根津美术馆藏的方罍盖上饕餮纹作正向，而不像绝大多数器盖上的饕餮纹一样为倒置状。第三类，也是装饰最为完善的一类是以本件藤田方罍为代表的，通体饰多层饕餮和夔纹的方罍，其纹饰既满，又以严格的区块分格彰显了器物的秩序感和建筑美感。近似例包括泉屋博古馆藏方罍，见泉屋博古馆：《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京都：泉屋博古馆，2002年，97页以及根津美术馆藏的另一件方罍，载于根津美术馆：《馆藏殷周の青铜器》，东京，2009年，33页，编号12；上海博物馆藏一失盖例，载于《中国青铜器全集》，卷4，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编号113；故宫博物院藏之亚丑方罍，著录于北京1990年出版《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4》，编号126；以及圣路易斯美术馆藏一件西周雨方罍，载于S. D.Owyoung著1997年圣路易斯出版《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in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编号24。

0039 商晚期 兽面纹瓿

成交价

RMB 　28,980,000 

HKD 　32,200,000

USD 　4,121,600

EUR 　2,576,000

圆肩较短，鼓腹，两者浑为一体，圈足略外撇。自盖及圈足设六条厚实的扉棱，盖饰倒置的兽面纹，钮为盘旋而上的龙纹，龙角高耸。颈部饰两道凸弦纹，肩部铸三兽首间饰龙纹，腹饰兽面纹，圈足饰对称的龙纹。这件瓿与1959年湖南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的一件瓿相似。

*0347 西周 青铜夔龙纹方座簋

成交价

RMB 　22,597,500 

HKD 　28,750,000

USD 　3,680,000

EUR 　2,875,000

青铜簋出现于商代早期，周时期是簋的盛行期， 而方座簋应起源于商末周初将青铜礼器置于台座的习惯。此器口沿外侈，束颈，圆腹，圈足，下连方座。器腹及方座四面饰有兽纹，兽头作龙形，头顶有一触角，唇上卷似象鼻，口内有上下交错大獠牙，头下一方有力爪，身负粗大内卷纹。这种以蜗牛壳作为躯干的动物纹样称为蜗身兽纹，这种纹饰突然出现在西周早期，并仅仅存于西周早期。此簋方座四角饰饕餮纹，圈足以夔龙纹围绕。腹有两度扉棱相间，两侧双耳有长方形垂珥。耳前后饰有立鸟纹，侧面作兽头状，兽双角造型夸张，与器腹及方座作大旋涡状的蜗身兽纹互相呼应。

方座簋是周代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型之一，并常铸有铭文。此器内腹底部铸有铭文：“伯□父作宝尊彝”。此器基本形制与2013年9月17日纽约苏富比拍出的《作宝彝簋》相似，而纹饰则粗犷简练中不失细腻铺排，别有趣味，设计具西周早期独特风格，目前发现另一件相似品，现存陕西省博物馆。极为稀少、珍贵。

来源：日本“天琴坊”御主人旧藏

6163 西周 史颂簋 

成交价

RMB 　28,175,000 

HKD 　35,846,056

USD 　4,226,250

EUR 　3,099,250

铭文：“隹「唯」三年五月丁子「巳」，王才「在」宗周，令史颂省苏，荐「存」友里君、百生「姓」，帅隅盩于成周。休又成事，苏宾章「傧璋」、马四匹、吉金，用乍「作」彝，颂其万年无强「疆」，日扬天子「景」令「命」，子子孙孙永宝用”备注：1.日本京都小川睦之辅旧藏；

2.日本出光美术馆旧藏

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须缴纳保证金五百万元人民币，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

史颂组铜器，是重要的西周晚期铜器。《殷周金文集成》收录有史颂所作：鼎2件，簋8件（其中1件失盖，2件仅有盖，另有一拓不明为何），簠、盘、匜各1件。其中，簠、盘、匜的铭文，都较简单，只有“史颂作盘（匜）”和“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共14字。簠铭更简，只有“史颂作簠，永宝”，仅6字。史颂鼎和史颂簋的铭文则一致，都是6行63字，书体规整秀美，但个别字的结构彼此稍有差别。金文研究大家的著作，如郭沫若著《两周金文大系考释》、陈梦家著《西周铜器断代》，对此多有详细的考释。陈梦家所作史颂簋铭文的释文如下：

隹（唯）三年五月丁巳，王才（在）宗周，令“史颂（省）稣、友里君

百生（姓）帅隅盩于成周。”休又（有）成事，稣宾章（璋）、马四匹、吉金，用乍彝。颂其万年无疆，日扬天子令，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文的大意是：周王在位第三年的五月丁巳日，王在成周（今洛阳）命史官颂省视苏国，恤问那里的里君、百姓，并聚教其类丑（奴婢）。得到苏国贿赠的玉璋、马四匹和吉金，于是制作了青铜礼器。颂万分感念周王的恩宠，子子孙孙永远纪念。

至于认为史颂鼎、史颂簋的年代，郭沫若认为它们与颂鼎、颂簋，都作于恭王时期。但是，颂器作于“王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而史颂器作于“王三年五月丁巳”，“甲戌”和“丁巳”两个干支，不能在一个月份兼容，即不可能在同一王的“三年五月”，彼此应有若干年的时间差距。所以陈梦家将颂器的年代定为夷王，当时颂器中的颂尚未任职史官，而将颂任史官的史颂器定在稍晚的厉王。无论如何，颂器和史颂器都是年代比较明确的夷厉时期标准器。

史颂簋的形制和纹饰也表明其具有西周晚期的典型特征。我们在《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中，将颂簋和史颂簋都区分为簋类铜器中Ⅳ型三足簋的2式。这种型式簋的主要特征是：簋体的器口和盖缘均饰一周窃曲纹，盖顶捉手内有卷屈鸟纹，盖面和器腹饰瓦纹；两耳有垂珥，上部为双角高耸间兽首；圈足则饰垂鳞纹；圈足以下再加兽首三足，足跟呈方台状。这种端庄瑰丽的铜簋是西周晚期前段约当厉王前后最典型的器形。形制几乎相同的有颂簋和不簋等，山西曲沃晋侯墓地中年代晚至西周末宣幽时期的62号、93号两墓，所出窃曲纹簋也是这种形制。另如师簋和伊簋与此基本一致，但两耳有内卷的翅。

这组铜器出土的时间和地点，都不见于记载。大约仍是陕西周原地区出土。最早有清代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著录过一件史颂簋。其余诸器，则多为清末始有著录，主要见于吴式芬的《攗古录金文》（1895年）和吴大澄的《愙斋集古录》（1896年）。有的又曾见于刘喜海《清爱堂家藏钟鼎彛器款法帖》（1838年）、吴荣光《筠清馆金文》（1842年）、吴云《两罍轩彛器图释》（1872年）等书。

这些史颂簋，目前知道现存情况有：上海博物馆和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各收藏一件器盖齐备的全器，上海博物馆又有一件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缺盖的器。《西清古鉴》的著录，只有器物线图和铭文拓片摹本，无法判断相当于后世著录的哪一件。见于著录，还有一器一盖不知道下落。另外，再有两件器盖齐备的全器，都不曾见于清代学者的著录，一件见于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1998年图册，未曾发表铭文拓片，尚待考查；一件曾藏日本京都小川睦之辅家，，后曾归东京出光美术馆。见于该馆编辑出版的《开馆十五周年纪念展图录》等书，又被著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编号04236）。这样，目前所知器盖齐备的史颂簋，除苏富比一件尚待考查外，共有三件，即上海博物馆、日本书道博物馆和原出光美术馆各一件。原出光美术馆这件保存状况甚好，弥足珍贵。此次上拍的即为原出光美术馆所藏者，其保存状况甚好，器、盖配套完整，可见弥足珍贵。

0525 商晚期 安阳 青铜饕餮纹瓿 

成交价

RMB 　187,695,173 

HKD 　210,292,380

USD 　27,127,500

EUR 　21,430,725

来源

大阪藤田美术馆珍藏，入藏于1940年前。

文献

《藤田美术馆所藏品图录》，卷一，藤田美术馆，大阪，1954年，编号79。

梅原末治，，卷一，大阪，1959年，编号10。

《藤田美术馆名品图录》，藤田美术馆，东京，1972年，编号436。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的研究》，卷一（图版），东京，1984年，313页，瓿39。

盛酒器。瓿盖的子口插入器口，六道长条形扉棱自圈足贯至隆鼓盖面，中有花苞形钮，盖面饰三组倒置饕餮纹。器束颈，饰两周凸弦纹。弧肩上置三个圆雕牺首，并以之为对称两侧布夔纹。腹部饰三个大饕餮纹两侧填夔纹。圈足顶有三个透孔，纹带由三组相向的夔纹组成饕餮纹。纹饰均为浮雕，上加饰以阴线，下以细密云雷纹衬地。

瓿流行于商中期至殷墟早期，多饰以平面纹饰且不带盖。本件瓿体量硕大、纹饰浮雕、带盖，诚为同类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藤田德次郎旧藏有一件带盖瓿（高50公分），器身与纹饰布局与本件瓿十分相似，唯肩部夔纹作回首状，且腹部饕餮纹有首无身，，卷一，编号11。

无独有偶，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有一件与藤田德次郎氏旧藏瓿十分相近的带盖瓿，唯尺寸稍小（高45.7公分），应为一对，发表于Jayne， Horace H. F.著‘The Chinese Collections ofThe University Museum: A Handbook of the Principal Objects’， 《The University MuseumBulletin》， 1941年，第9号，2至3页。值得注意的是，宾大所藏瓿与本件藤田美术馆藏瓿的锈色十分接近，皆为“水银古”皮壳。妇好墓青铜器群中有三件一组的带盖瓿：两件较小（高33及34.2公分）成对，一件较大（高47.6公分）纹饰与前两件有所区别，见1980年北京出版《殷墟妇好墓》，彩版5及图版29。本件瓿与藤田德次郎旧藏瓿及宾大所藏瓿亦或为同出一组。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亦藏有一件相近的带盖瓿（高54公分），为J.P.摩根氏旧藏，载于‘Asian Art at theMetropolitan Museum’，《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2015年夏，编号10。大都会博物馆藏瓿的纹饰布局与本件藤田美术馆藏瓿相同，然而两器在纹饰细节上有所不同，大都会博物馆藏瓿肩部夔龙纹左右两侧各加饰有一个小夔凤纹，圈足饕餮纹两边亦多出一对小夔龙。目前已知最大的瓿为东京根津美术馆藏亚矣瓿（高62.4公分），见2009年东京出版《馆藏殷周の青铜器》，25页，编号5。亚矣组青铜器传出安阳侯家庄西北岗大墓，，卷一，编号5之文字说明。亚矣瓿的纹饰布局与前述诸例略有所异，其盖下部和腹上部各引入一周窄纹带，腹部饕餮亦以龙纹为角。东京出光美术馆藏有一瓿，其盖下缘亦有一圈窄纹饰带，饰以夔纹，见出光美术馆编，东京1986年出版《馆藏名品选》，第一集，编号164。湖南宁乡黄材出土有一件带盖瓿（高42.5公分），其特点是盖钮上饰一盘曲的龙纹，见湖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编《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图录编号11。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一件高达60.7公分的带盖瓿，其盖钮上亦有盘龙，载于Robert W. Bagley，《Shang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108页，图136。

0526 商晚期 青铜羊觥

成交价

RMB 　187,695,173 

HKD 　210,292,380

USD 　27,127,500

EUR 　21,430,725

来源

大阪藤田美术馆珍藏，入藏于1940年前。

展览

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中国殷周铜器展》，1958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

大阪，日本经济新闻社，《古代中国青铜器名品展》，1960年8月30日至9月11日。

东京国立美术馆，《东洋美术展：东洋馆开馆纪念》，1968年10月12日至12月1日。

文献

《藤田美术馆所藏品图录》，卷一，藤田美术馆，大阪，1954年，编号74。

《中国殷周铜器展》，日本经济新闻社，东京，1958年，编号16。

《古代中国青铜器名品展》，日本经济新闻社，大阪，1960年，编号18。

梅原末治，，卷四，大阪，1961年，编号267。

贝冢茂树编，《世界美术全集：中国1，殷、周、战国》，卷12，东京，1962年，编号9。

《东洋美术：东洋馆开馆纪念》，东京国立博物馆，1968，62页，编号245。

水野清一，《东洋美术：铜器》，卷五，东京，1968年，图47。

《藤田美术馆名品图录》，藤田美术馆，东京，1972年，编号91。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的研究》，卷一（图版），东京，1984年，373页，匜24。

樋口隆康， 圆城寺次郎编，《中国青铜器百选》，东京，1984年，编号20。

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考》，北京，1984年（2012年再版），50页，图74。

Robert W. Bagley，《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Collections》，华盛顿，1987年，420页。

《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4》，北京，1990年，114页，编号123。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天津，1995，195页，图3.34.4。

《中国青铜器全集：商（4）》，卷4，北京，1998年，89页，编号90。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2003年，233页，图13。

小南一郎， 《古代中国天命と青铜器》，京都，2006，页59。

觥作羊形，四足立地，背部设盖，以子口与腹扣合。羊首向前，大而粗壮的羊角弯曲上卷。眼后向两侧斜出一对小耳。盖面隆鼓，脊上爬一片状夔龙，两侧饰反向的夔纹。盖脊尾饰一片状立鸟，尾下垂接盖。盖尾饰饕餮纹，以立鸟之左右对称展开。腹部前胸两侧置头向上的浅浮雕虎纹，腹饰大凤鸟纹，均以细密云雷纹衬地。

圆雕动物形器是商周青铜器中最为珍罕的一个品类，历来被鉴藏家视若拱璧。本件羊觥造型生动，装饰华丽，屡经著录、展览，诚为商代青铜器中的名品。过往拍卖记录中唯一一件完整的商代青铜动物形器是纽约佳士得于1988年12月1日拍卖的一件商中期青铜牛尊，拍品143号，其在该场拍卖中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之世界纪录。类似于藤田羊觥的商代动物形四足觥极为罕见，近似例包括两件器身造型、纹饰与藤田羊觥十分相似但盖前部作异兽形首（或为象首）的凤纹觥，一件为赛克勒旧藏，现藏于华盛顿弗利尔及赛克勒美术馆，见贝格立著1987年出版《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编号74；另一件出土于陕西洋县张家村，载于1988年北京出版《中国青铜器全集》，卷4，编号91。

5112 西周早期 公元前11世纪 青铜卣

成交价

RMB 　23,000,000 

HKD 　25,930,101

USD 　3,450,000

EUR 　2,530,000

出版：

罗振玉，《梦郼草堂吉金图续编》，1917年，图版26（插图中不带提梁）

山中商会，《世界古美术展览会写真集》，东京，1932年，图版26

日本经济新闻社，《中国殷周铜器展》，东京，1958年，图版26

水野温氏，‘古代中国铜器与玉器：殷周文化与铜器’，《东方艺术》，1959冬日刊，图版15

梅原末治，，大阪，1959年，第一册，图版LVI

水野温氏着，J. O. Gauntlett翻译，‘古代中国铜器与玉器’，东京，1959年，图版78、79，插图70h（铭文）

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东京，1984年，第一册（图版），第261页，编号49

埃斯卡纳齐，《25周年》伦敦，1985年，图录第5号

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2012年，第23册，第10页，编号12528

铭文著录：

吴大澄，《字说》，1893年

吴大澄，《说文古籀补》，1895年修订版，第二册，条目10.6

王辰，《续殷文存》，1935年，第一章，条目67.1

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935年，第四章，条目4.6

巴纳及张光裕编，《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台北，1983年，第二部分，第八卷，第4984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1990年，第10卷，第13页，第4734-1与4734-2号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北京，1992年重印本，第二卷，第1268页

王献唐，《国史金石志稿》，青岛，2004年，第213号

说明 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

青铜酒器，椭型加盖，圈足高置。器体分饰三层横向图案：颈部与圈足的饰带中，各自均分成两部，每部含两组夔龙，一组两只同向，而与隔组相反。龙纹颚口大张，尖喙长身。器身主体饰一对高浮雕兽面，弯角凸目，暴牙曲形，硬爪尖利，棱脊鼻梁。每只兽面侧伴竖体龙纹，龙口张开。器盖拱形，盖钮后配，饰纹与主体相似，附有两对蛇形纹饰，每对间隔以凸棱脊。提梁为二十世纪补造品。器内与器盖均铸有同一字铭文：奚。

来源：

罗振玉（1866-1940）

Hisashi Okura，东京

埃斯卡纳齐，伦敦

，纽约

埃斯卡纳齐，伦敦

纽约私人收藏

埃斯卡纳齐，伦敦

展览：

东京，1958年，高岛屋

伦敦，1985年，埃斯卡纳齐

伦敦，2016年，埃斯卡纳齐

相似参考：

维塞尔（H.F.E. Visser），《亚洲艺术之友协会中国艺术展览》，海牙，1925年，图版IV与V；以及，约尔格（Jorg Trubner），《中国青铜器的类型学》，莱比锡，1929年，图版X，XI与XII，以及大致类似可参考图版XIII，XIV与XV，曾藏于住友男爵，克里斯蒂•赫姆斯夫人以及巴黎赛努奇博物馆等

波普等（John Alexander Pope et al.），《弗利尔藏中国青铜器》，第一卷，华盛顿，1967年，编号49以及，陈梦家编，《殷周青铜器分类图录》，东京，1977年，第829至830页，编号A584；以及，林巳奈夫，《殷周青铜器综览》，东京，1984年，第一卷图版，第261页，编号48

根津美术馆，《根津美术馆藏品精选集》，东京，2001年，编号10，11，12；以及吴镇烽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2012年，第23册，第18页，编号12535，和第23页，编号12540，以及第30页，编号12547

2171 商晚期 青铜兽面纹羊首尊

成交价

RMB 　17,637,840 

HKD 　22,270,000

USD 　2,850,560

EUR 　2,227,000

尊撇口，高颈，折肩，腹下敛收，高圈足外撇，有三孔。通体雷纹锦地纹饰。口沿下饰蝉纹，颈饰夔龙纹，肩高浮雕三卷角羊首，间以夔龙纹。肩至足圈分别置四条棱戢，饰双目巨大的分解式兽面纹。

本尊造型稳重，纹饰繁缛，线条俊挺，充分体现了青铜器铸造高峰之商晚期匠师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1980年北京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着《殷墟妇好墓》图版22（1 和2）为晚商同类的青铜器，相比之下此尊纹饰的表现更为精细，更富立体感。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也收藏一件晚商时期的兽面纹羊首尊，见2002年京都出版《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图版74 号。其纹饰造型与此器颇为相似，但工艺却没有本尊精美突出。

此器原为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1989年前馆藏，并着录于1989东京出版《中国の工芸：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图版42号。并于1959年着录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水野清一着《殷周青铜器と玉》，图版59号。

本拍品附有科学检测报告及X 光片，请向部门索取。

0044 战国 错金银龙头饰

成交价

RMB 　16,896,000 

HKD 　19,200,000

USD 　2,457,600

EUR 　1,920,000

前端为龙首形，后端为方銎，器内中空，据其形制推断，为器物构件。龙首额顶正中有一只独角，脸颊两侧为后耸的双耳，大眼浓眉，宽鼻阔嘴，獠牙外露。双目由青金石镶嵌而成，其余各个部分皆饰错金银纹饰，整个纹饰刻画细致入微，气韵生动。这件器物与河南辉县出土的错金银兽首饰比较相似（《中国青铜器全集》8·191），体现了高超的错金银技艺。

7351 商 康丁方彝

成交价

RMB 　14,950,000 

HKD 　18,209,501

USD 　2,242,500

EUR 　1,644,500

备注：

1.叶志诜（1779-1863）旧藏

2.潘祖荫（1830-1890）旧藏

著录：

1.吴式芬，《攗古录金文》，卷一之二，第五十七页，1850年

2.吴式芬《攗古录》，卷一，第三十五页

3.朱善旗，《敬吾心室彝器款识》，卷下，第三十八页，1854年

4.吴大澂，《愙斋集古录》，卷八，第八页，1896年

5.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卷十七，第二十三页，1899年

6.盛昱，《欎华阁金文》，己14

7.罗振玉，《殷文存》，卷一，第十六页，1917年

8.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卷七，第二十页，1935年

9.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卷六，第二十二页，1936年

10.林巳奈夫，《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参照目录》，二百六十四页，1967年

11.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第一百零九至一百一十页，1981年

12.严一萍，《金文总集》，编号2008，1983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编号10537，1984年

14.季旭升：《金文总集》与《殷周金文集成》铭文器号对照表，第五十二页，2000年

15.王心怡，《商周图形文字编》，第四百四十六页，2007年

16.刘雨等编，《商周金文总著录表》，编号，2008年

17.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编号04005，2012年

铭文：“女（母）康丁 ”

造型魁伟，器壁厚重，器身侈口，短颈较直，腹部呈弧形鼓出，圈足较高，足沿外侈，每侧有一个门洞形缺口，周身八条厚重的扉棱。主体花纹是阔口獠牙、鼓目曲角兽面纹，布置在四壁角隅，以扉棱为兽面鼻梁，颈部和器足的夔龙纹也是以四角的扉棱为中心，两两相对布置，与腹部的兽面纹主从相配。地纹采用细如发丝的云雷纹，回旋盘绕，一丝不苟，做工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