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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16，正月二十，溥仪先生拎着一个大网兜子，外带一个绑着被褥的背包，在北京四王府公交站下车。等候他的人将他接到植物园的南区。

那时候植物园属于远郊，四王府是终点站。从四王府到植物园，还有四站地，徒步需要半个小时。虽说他在北京长大，却基本没出过皇宫，更别提到过这么远的香山。

他被领进大门左侧的职工宿舍，灰砖房第二排东头的第一间。溥仪穿一身洗得泛灰、套着棉衣的藏蓝中山装，戴着瓶底似的的深度近视眼镜（700度），上衣的左上口袋别着一支钢笔——该打扮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标配。他的网兜里有暖水瓶、洗脸盆、铝饭盒、刷牙缸子、毛巾、肥皂等日常用品。这些东西，包括床单被褥，都是从战犯管理所带来的，看上去有些破旧。

与溥仪同宿舍的，是两位党员同志，一位叫刘保善，另一位叫刘宝安，听上去像是哥俩，其实不是。他们的工作，除开植物园的正常事务，还要照顾溥仪的工作和生活。因为溥仪打小没学过穿衣服，从战犯管理所到北京植物园，衣服扣子常常是系错位的，别人提醒他，还是会系错；认道也不行，在植物园里面散步，也能把自己走丢了。

溥仪进园这事儿，上面要求不能对外声张，同志们也很低调，怕人们打着参观植物的旗号，参观曾经的皇帝。此前有人问过植物园领导，该怎么称呼溥仪，以及如何跟他打交道。回复是，不要称同志，要称先生，。

所以同志们对他的态度，是既热情又谨慎。溥仪当然没有留意这些，他已经54岁，活了大半辈子，不被人盯着的日子，他从未经历过。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很老实，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应该被改造的对象，不然也不会被列入第一批特赦名单。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表现良好，笨归笨点，但事事亲为，衣服脏了自己洗，扣子掉了自己钉，学会了不少生存常识。

上面和下面的文字，笔者在调查和搜集事实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合理的想象，图的是在读图时代，增加点写字和阅读的乐趣。

如今在植物园工作的人，多少听说过溥仪当年的轶闻，关系不是特别近的话，不会为外人道，说明他们对国营单位的游戏规则，依然保持着严肃的态度。我问售票员，门前标有“溥仪故园”，可以参观一下么？人回：不可以。再问为什么。人说你得去问领导。院内的不锈钢导引牌上，标有“溥仪故园”，这可证明植物园领导确曾想过开发这个有价值的旅游项目，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被批准。

两排灰砖房子，保持着当年的原貌。溥仪住过的那一排，外墙新粉了，院门紧闭着，上着锁。

溥仪工作的温室，与宿舍只隔一条马路，走过去用不了5分钟。现在的温室，样子基本没变，只是围上了铁栅栏，装上了直径1米的排风扇，呼呼地往外排风。

见到一位年过半百、头发也半白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先生，他回答问题简略，看上去有些匆忙。他说这里确是溥仪工作生活的地方，应该开放参观，让人了解那段历史。

笔者在网上的“档案揭秘”栏目，搜到溥仪在植物园的工作情况，文笔和信息带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值得摘录一下：

2月19日，溥仪正式上手干上期待已久的活。第一个月，他只是负责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学会了播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能够熟练完成四季海棠的移栽；三个月后，溥仪先后（被）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学会一品红、一品白、一品粉、倒挂金钟等花卉剪枝，为盘子花、金点一叶兰、金边万年青、仙客来换盆，为龙牙花嫁接等。

……在溥仪的遗物中，有一个本子，贴满溥仪亲手收集的各色植物标本，下面详细标注着科属、产地、性质和特征，劳动之余他反复阅读植物学书籍，写了几十页心得……

……副业生产他也抢着参加，戴着大草帽插红薯秧、收玉米、种秋菜、打打猪草。溥仪还参加了除四害运动，挖苍蝇蛹。溥仪很怕死，为了积德从来不杀生，过去连落在身上的苍蝇都不打，现在能去挖蛹，自己也承认迈出了一大步。

……他甚至极力争取参加了植物园的民兵组织，45岁以上的干部是不必参加民兵的，溥仪当时已经将近55岁，扛着国产半自动，戴着近视眼镜，硬是挤进年轻人的队列里。

溥仪因为生活自理能力差，闹出很多笑话，丰富了植物园职工的业余谈资，现亦摘录如下：

……入植物园刚两天，他报告说枕巾丢了，第二天又找到了，原来是他穿衣服时把枕巾夹在了棉裤和衬裤之间，干了一天活也没察觉。溥仪觉得不好意思，以后虽然还是常丢东西，但怕人笑话他，就都默不作声，找不到就算了。

……饭票丢了，宁可饿着也不说。

……繁杂的粗细粮票、肉票、菜票更搞得他晕头转向。每次到食堂打饭，他一着急就抓出一团票，放在窗口让师傅自己挑。

……当时北京倡导勤俭节约，捐粮票给灾区，溥仪不甘落后，要求把自己每月45斤粮票减为39斤，并捐出15尺布票，20斤粮票。植物园领导知道他从小锦衣玉食，过日子没算计，这会儿积极表现，时间长了恐怕撑不住，不让他捐，他又沮丧又气愤，领导只好收下。结果，没几天溥仪就饿得不行。

对于这段时间，领导上对溥仪的安排是，上午干活，下午学习。可他下午很少闲着过，有时是去参加义务劳动，有时是去香山饭店找人改他的书。因为上面希望将他的《我的前半生》尽快付梓，，帮他改写。《我的前半生》此前出过一版灰皮本，那基本是他的认罪书，而且全凭记忆写成，很多地方与史实有出入。，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溥仪把自己说的太坏了。

但是修改难度相当大，李文达跟他商量，最好另起炉灶。这样，出版社又给他们配备了几个助手。查询了海量资料，跑了上千公里，采访了数百人，1962年6月，第二稿才算完成，计约50万字，印成16开大字本三卷，分送各方征求意见。删掉10万字以后，1964年3月，第三稿的《我的前半生》始得出版，在全世界引起轰动。

在植物园劳动一年后，溥仪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植物园给他的鉴定是：溥仪要求进步，对自己的罪恶有一定认识。自我改造比较努力，劳动、学习都很认真。他除在温室劳动外，还主动参加大种秋菜、打野菜、打猪草等义务劳动……总起来说，溥仪的表现是好的。

关于溥仪在植物园期间的轶事，笔者还知道另有两件，值得一说。

为了写好《我的前半生》，写作助手王兰生到转业太监聚居的兴隆寺采访。一个太监听说他代表溥仪来了解史实，赶忙跑过去问：万岁爷还活着？万岁爷怎么样了？回去您给万岁爷说我是他身边的小太监XXX呀。

因为溥仪总在四王府上下车，四王府又是旗人的聚居地，当地人很快就传开了这个消息。一天溥仪从公交车上下来，地上呼啦啦跪倒一片，集体小呼万岁，把溥仪吓了一个愣怔。他马上反应过来，非常生气地说：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随后挤出人群，拂袖而去……

 

作者孙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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