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往事丨亲近名家 打磨精品——记《夏商周青铜器研究》的出版

       2001 年底，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其所披露材料的重要和出版方式的创新，旋即引起学界、业界轰动。项目的策划者，时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张晓敏老师，在推进后续各册编撰出版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上博馆藏的另一块优质资源——青铜器。

       首先策划出版的是老馆长马承源先生毕生搜集、鉴定、研究青铜器的成果文集。当时我已经从编辑室调到发行科工作，但张老师为了不让我完全疏离出版专业，特意安排我担任《中国青铜器研究》一书的责任编辑。第一次随晓敏老师拜见马馆长，还真有点紧张，因为早就从负责《楚竹书》项目的秦志华兄、陈文彪兄处听闻马馆长对编辑出版工作是如何一丝不苟，对颜色、字形、位置的眼光又是何等锐利。但马馆长很快就用对事认真、待人随和的名家风范打消了我的顾虑，也激发我把不多的编辑技能发挥出来，此后我对文章分类、体例统一等提出设想，并建议删除个别内容有重复的文章，马馆长都欣然赞同、勉励有加。为了赶在2002 年底和《楚竹书》第二册同时出版，最后处理校样的确曾经干过通宵，好在如期完成。不久马馆长请两种书的出版团队聚餐，虽然有高血糖，但为了让我们几个年轻人不感到拘谨，他特意倒了一些橙汁，和大家推杯换盏时象征性地呡一下；其时欢声笑语，一座如春，新的重大项目也开始酝酿。

       因为前期合作的成功，对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进行集成性研究的出版项目水到渠成，落实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解放前是文物集散的“大码头”，建国后，青铜器的收藏是特色之一。1964 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两巨册的《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收录精品一百件，，据说为了提高印制质量，在那个物质供应匮乏的年代，市政府调拨了奶粉掺入油墨，四十年间此书代表了上博青铜器图录出版的最高水平。为了全面反映上博建国后抢救、征集、研究青铜器的成就，亟需一部内容更为丰富、集著录与研究为一体的“大书”来超越前作、见证辉煌。原上博副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五十余年心血凝聚于青铜器的陈佩芬老师，在马馆长的支持下，几乎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博物馆藏品》一书的撰写。张晓敏老师把这部列入上海“十五”规划的重点图书的编辑工作，交给了我和黄晓峰兄。第一次项目协调会上，马馆长就提出，《研究》一书的文稿他通读过，内容的权威性可以管未来五十年，希望在编辑出版方面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和晓峰立即满怀信心投入到审稿工作当中。

原上博副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佩芬

       各地大馆所藏青铜器多具地方特色，而上博藏七千余件组，以体系完整、品类丰富、多流传有序的精品而成为全国重镇，从中拔取七百余件组尤为重要者加以研究，的确可以概见三代吉金之发展。陈副馆长的研究所涉藏品基本都是国家一二级文物，堪称国之瑰宝，文字稿五十余万言工整誊录在标准稿纸上，对每件青铜器均著录时代、尺寸、重量，并对器物的形制、纹饰和铭文内容进行综合研究，既是对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的一次系统梳理，也是中国青铜器史的系统研究。为了照顾我从事发行工作经常出差，质朴的“夏商卷”、瑰丽的“东周卷”由我负责，而厚重的“西周卷”由于铭文众多，工作量大，由黄晓峰担纲，初期的审稿工作进展顺利，而真正的挑战很快就来临了。

       那时数码摄影技术尚未普及，为了配合图录出版专门拍摄的近两千幅文物照片使用的还是反转片，在冲洗过程中难免会有色差，经过数次调整确定了版式之后，需要在正式排版之前对电分后的图片进行调色处理。我们和承担制版、印制的精英印务公司专业人员经过分析，觉得图片总体上偏红，有的带有“黄气”，于是对第一册图片做了统一处理。当我带着数十页“夏商卷”打样兴冲冲赶往马馆长家中时，满以为会和往常一样受到鼓励，不料老馆长翻看打样，面沉似水：“小王，你们的打样初看挺好，绿油油的，是普通人心目中青铜器的样子；但实际上原料配比的微小差异、埋藏条件的不同，使器物面貌各异，一张准确的图片能够反映出丰富的信息，像这样只求美观，图工作省力，专家学者看了会对作者、对上博失去信任，对古籍出版社失去信任，更不要说管五十年了！”看我满脸惭愧、心情沉重，马馆长缓和了语气，建议我多看原器，寻找感觉，找到合适的工作方法。离开马馆长满屋图籍、陈设简朴的家，我立刻赶往上博向陈佩芬老师请教，其后与晓峰兄、技术编辑陈文彪兄一同与制版方协商，请馆方提供办公室，精英厂重新电分图片，派了最好的调色人员携带全套设备进驻，以典型器物的个性化调整、现场确认为原则，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其后一段时间我们和设计者经常泡在展厅观摩，反复调整直到符合器物原色，甚至还有幸跟随陈馆长进入文物库房，但只许看不能动，万一摔坏了负不起责任呐！

       经过努力，调色工作总算初步过关了；紧接着是彩图、拓片、文字的合一，但很多问题是合一后才浮出来的，例如图文不对应，铭文考释和拓片不一致等，佩芬老师在解决疑问时雷厉风行，凡有可能都是当场解决，翻找拓片原件，进库房查原器，往往来回一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回想那段时间，经常晚上看校样，上午直接进上博向两位老馆长请教，然后回社里发货对账，紧张充实，获益匪浅。就在书稿即将进入关键的出片打样阶段，2004 年9 月25 日，噩耗传来，尊敬的马承源馆长逝世，望着上博门前遍地的花圈，泪水模糊了双眼，我们决心全力以赴出好《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不辜负马馆长“要管五十年”的期望。彩样打出，缺陷多多，原本在黑稿上不明显的抠底不细致、位置有偏差都冒了出来，很多图片的颜色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好在精英印务的董事长本着打造精品的理念，决定和古籍出版社锁定成本，因为制版不理想而重置的成本全部由厂方承担，有了这一条，我和晓峰、阿彪乐开了怀，奔着精益求精，反复打磨。大克鼎是上博的镇馆之宝，为了完美再现其神采，整组图片出片打样十数次，每次都是拿着打样去展厅认真对照，然后针对每个细部微调，直到总体满意；又如一组编钟，十几枚形神各异，也是不厌其烦地调整。最终由于基本上每个器物的图片色彩都参照原器校正，保证了全书图片质量超越了先前所有同类印刷物。终于熬到打样全部过关由陈馆长签字确认，开机仪式后我和黄晓峰、陈文彪在印刷厂旁边的宾馆住了下来，监督印刷和打样的一致性，同时对不时发现的问题现场解决。由于此前就长期泡在精英印务，和项目的负责人娄丽娟老师，和几位排版员都很熟悉，此时更是夜以继日，不敢稍有懈怠，常常半夜饿了，大家呼朋唤友一同去附近的小店宵夜。

       2005 年初，三卷六册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一书正式出版，马承源馆长生前为本书撰写的前言中，“此书的权威可管今后五十年”一语赫然在目。此书被誉为《中国青铜器全集》之后又一总结性、集成性的巨著，是上海学术水准、博物馆业水准、出版业水准的综合展示，是当年上海原创性学术著作中的标志性项目。

       坚守专业，精益求精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品格，而社领导把承担重大项目作为提升青年编辑水准的“捷径”，也令我感佩。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我们从两位大家身上获得的不仅是学术上的教益，更是品格上的滋养，勇于担当，坚韧不拔也成为我日后工作中的信条。

       2012 年，陈佩芬老师逝世，遗憾地没有能目睹另一部心血之作《中国青铜器辞典》面世（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据悉目前上海博物馆已经启动更为宏大的研究计划，将编撰全新的馆藏青铜器集成性图书，看来陈馆长的大著只能管十五年了。学术在进步，出版在发展，相信两位馆长在天之灵也会欣喜于后辈的努力并护佑其成功。我期待这部新著还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相信新一代的年轻编辑能打造出超越前作的标杆精品！

（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

本文选自《春华秋实六十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回忆录》